侯金林:为亿万肝病患者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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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林:为亿万肝病患者谋福音

 

 

2009年4月,一项名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及影响疗效的因素”的课题获得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的资助,预算资助高达7000余万元,创造了南方医科大学和南方医院科研课题所获经费资助的历史新高。这项课题的牵头人正是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侯金林教授。

1984年,来自山西平遥古城的青年才俊侯金林以优异的成绩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工作,开始了自己近30年的从医生涯。天资聪颖的侯金林既勤奋好学,又善于钻研,很快便成为科里的业务尖子。1993年和2000年,侯金林先后赴伦敦帝国理工医大学、伦敦大学医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和高级访问学者,进一步熟练掌握了国际先进的肝病诊治技术,为日后开创事业上的辉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2年,侯金林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全国医院传染病学科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2003年,侯金林出任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如何将科室在原有声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享誉华南甚至全国的知名学科,是侯金林上任伊始面临的课题。他认为,学术和学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学术并不是独立于学科发展的纯理论研究,而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学术搞上去了,才能把专业做大做强,发展壮大学科。
经过一番慎重思考之后,侯金林决定从学术这个突破口来开启科室的发展之路。于是,除了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之外,侯金林主动带头搞学术研究,在他的感召下,科室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创新氛围,大家都能主动根据自己的临床工作实际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近3年来,科室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达50余篇。其中,以侯金林教授为第一作者的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和耐药性研究” 项目荣获2009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今世界,任何竞争成败的关键都在于人才。一个学科的发展壮大更是离不开对人才的培养。只有后继有人,事业才能飞黄腾达,科室才能永葆辉煌。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梯队,侯金林主动与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取得联系,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近五年来,科室先后送出孙剑、陈金军和王战会等10人去美国、日本、英国、香港等地深造,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实验室管理经验,为科室发展汇聚了一大批青年后备人才。
学术的兴盛、人才的集聚为增强科室实力、打造科室品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室发展步入了科学发展的快车道。目前,感染内科共有78张床位,病房使用率高达95%以上。下一步,科室将逐步把现在的办公区全部搬迁至肝病中心8楼,腾出空间来新增一个拥有大约30张床位的病区,以满足科室居高不下的床位需求量。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席卷整个华夏大地,给我们原本祥和的家园罩上了一丝恐怖的阴云。3月,侯金林教授应邀去疫情十分严重的吉林救治患者,在他的倾力救助下,吉林省第一位“非典”病人得以治愈出院。
回到医院后,侯金林教授立即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奔走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有语道,危难时刻见真情。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非”斗争中,侯金林教授与医护人员一起,和“非典”患者同生死、共患难,科室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为全力救治患者,同时避免对他人产生感染,侯教授和医护人员一道,曾连续三个多月吃住在隔离区。让侯金林非常感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特殊战斗中,科室医护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人请过假,大家都竭尽全力救治患者,并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有一次,侯金林在抢救了重症SARS患者何某后,突然感到咳嗽加重,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电话告诉当时正参与抢救的吴旭和周瑾,让他们赶紧用药,提前预防。遇到科里的护士因发热担心感染时,他就会连夜带着她们拍片会诊。对于他来说,关心战友的安危胜过关心自己,体现出了一名军人的本色。那一刻,救死扶伤、勇于担当的医者精神在侯金林及科室医护人员身上得到了最为生动而完美的诠释。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先后收治了100多名“非典”病人,创造了广东省和全军综合医院单个科室收治“非典”患者最多、治愈率最高、死亡率和感染率低的优异成绩,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感染内科被评为全军“非典”防治工作先进单位,侯金林荣膺“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并荣立一等军功。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肝病高发大国,每年因各种肝脏疾病所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5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大约拥有1.2亿左右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及时治疗的话,其病情就很有可能会朝着肝硬化、肝癌等重大疾病恶化。
虽然,目前人类还无法彻底清除人体内的乙肝病毒,但人们可以通过使用抗乙肝病毒药物来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乙肝病毒,从而有效延缓、阻止疾病的恶化。“核苷类药物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抗乙肝病毒药物。但是,长期使用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有可能会产生耐药问题。耐药发生后,可能会导致之前的抗病毒治疗功亏一篑,并影响后续治疗的效果,除病情反弹带来的疾病负担,还会给患者造成心理、经济等方面的额外负担。”侯教授说道,“影响耐药主要有两大因素: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复制的能力,以及药物抵御耐药的屏障,乙肝患者应立足长远,重视初治,跳出对短期指标的过度关注,建立理性的远期目标。如用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治疗,最好从一开始就选择具有强效抑制病毒和高基因屏障‘双重保护’的治疗方案,避免耐药困扰,长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提高生活质量,从而轻松享受每一天。”
为此,侯教授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案例:1998年,一位来自阳江的42岁患者梁先生,来院治疗时已是肝硬化腹水,病情十分严重。患这种病的人,五年存活率一般不超过20%。医护人员在给他仔细做了各项指标的检测之后,针对其病情制订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叮嘱他按时服用相关药物,并每隔三个月做一次检查。大约半年之后,梁先生的腹水症状就消失了,肝硬化的程度也大大减轻。
“直到现在,梁先生一直都生活得很好,类似这样的病例在我们科还有很多。为及时给患者提供后续服务,以便他们更好的控制病情,医护人员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会根据患者的档案定时给他们发送短信,温馨提示他们要按时服药和做检查。”侯教授如是说道。

对于广大慢性乙肝患者而言,长期的治疗需要一笔数目不菲的费用,对于家庭经济拮据的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如何进一步优化慢性乙肝病人的治疗方案,使其既能提高疗效,又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这是摆在广大肝病工作者面前的一道现实而又颇具深远意义的课题。侯金林陷入了深深地思考当中。
“虽然慢性乙肝的治疗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可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侯教授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几幅图片,向我们详细的讲解着,“我们可以为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制作一个治疗路线图:把握好治疗的起点、拐点和终点。由于抗病毒药物的应用,目前严重肝炎活动的病例已明显减少。多数慢性乙肝患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但往往对治疗的流程缺乏足够的认识。抗病毒药物种类的增多,更加需要规范地治疗慢性乙肝,作为一名医生,有责任将慢性乙肝患者带到正确的治疗轨道上,为每个就诊的患者画好治疗的线路图:帮助患者确定是不是该开始抗病毒治疗(治疗的起点)?治疗过程中何时由于疗效不佳或出现耐药应加用或改用其它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拐点)?什么时候能停药(治疗的终点)?这些问题,用专业术语叫抗病毒治疗方案的优化,目的是帮助患者正确掌握好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三个重要时间点:起点、拐点和终点,从而达到抗病毒治疗的“四化”:疗效最大化,耐药最小化,费用尽可能最少化和疗程个体化。”
为了让上述难题得到最为细化的答案,侯教授及其团队确立了“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及影响疗效的因素”这一临床针对性很强的课题,并为之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该课题主要通过优化药物选择、优化检测时间点、优化成本效益分析、优化评价指标来达到提高治疗疗效、减少耐药发生、减少支出费用的目的。
为使课题能够成功获得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资助,从2008年8月起,在历时两个月的时间里,课题组成员每周都要往返于北京和广州,周一到周五在医院为患者看病,周末飞往北京,“蜗居”在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彻夜筹集申报和答辩资料。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北京奥运会带来的喜庆氛围中时,即使近在咫尺,侯教授及课题组的成员都没时间顾得上一睹精彩纷呈的奥运会。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为了神圣的医学事业,为了亿万的乙肝患者能够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治疗,他们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课题最终得以顺利通过,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十一五”计划第一批获得资助的项目,截止现在到位经费已有近4000万元。目前,该课题在孙剑副教授的协调下进展顺利,其中一项子项目600例病人的相关数据库已经成功入网,年底可望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侯金林简介
侯金林,男,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亚太地区肝病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侯任主任委员、广东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会主任委员,中华传染病杂志副总编辑,中华肝脏病学杂志等8家杂志编委或特约编委。主要从事各种病毒性肝脏疾病的诊治及乙肝病毒耐药变异方面的研究,在病毒性肝炎及传染病诊疗上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1993年和2000年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医大学和伦敦大学医学院任客座研究员和高级访问学者。现参与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全军“九五”医药卫生重点项目5项课题的研究。2009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十一.五”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及影响疗效的因素的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目获得国家7000余万元的资助。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以第一作者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二等奖5项。先后荣获广东省“丁颖科技奖”、“总后科技新星”等称号。2003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Hepatology等杂志发表SCI论文29篇。曾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3次,被评为“全国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